4月19日至5月17日，利用每周星期四下午的时间，外国语学院张伟雄教授连续为外国语学院师生带来了四次内容丰富的学术讲座。
第一讲主题为“外国语教育研究与跨文化交流”。张教授通过对日本的外国语教育研究与跨文化交流个案进行分析，指出学习外语是迈出“跨文化交流”重要的一步。为了让学习者在跨文化交流中不被各种现象所迷惑，冷静地担当好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角色，外语教育中有必要强化学员对外国语言文化学习的目的意义，以及有效性的认识。张教授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他的基本观点：与不同的民族文化交流，必须摈除“自我满足，排斥异己”的论调，积极推进文化交流、建立文化共享的跨文化交流观；作为人文科学最重要部分的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与研究，是解读进而理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重要过程之一；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与研究也存在着与时俱进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把跨文化交流学与外国语言文化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可以扩大本学科的有效性。
第二讲主题为“日本比较文学比较文化概论”。张教授首先对日本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作了一个概论性的说明，接着通过具体的研究实例，介绍了日本比较文学研究界常用的研究理论及研究方法，涉及影响研究、对比研究、翻译研究、跨文化交流研究等。话题涉及到黄遵宪的樱花论，日本与中国的抒情特色，Arthur Waley的谣曲翻译，牧野義雄的跨文化体验等。
第三讲主题为“日本国家话语分析”。张教授指出近年日本政府主导的传播途径，以高姿态出现，以忧国忧民为幌子。其御用智囊团以权威者的身份出现，而又打扮成为旁观者，充分利用政治修辞为传播提供策略；其话语自身观点充满矛盾，却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攻击对方，以求实现其利益集团的目的。这是日本近期盛行的一种国家话语的修辞法。其认知传播效果一直持续保持高位。与此同时在日本有不少有识之士则从“民间话语”的角度，对以上“国家话语”的非合理性，危险性加以揭示。这种民间话语的传播也是极有声势的，但是其认知传播效果却相对处于低位。
第四讲主题为“日本战后传播学发展轨迹”。讲座中张教授主要介绍了被日本学术界作为方法与目的的communication，是如何介入社会的，又造成了怎样的传播现象与效果。关于日本战后communication学的发展轨迹，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The United States Education Mission阶段；2，New Academism阶段；3，Otaku: Japan’s Database Animals阶段。这三个阶段，communication学分别发挥了其建设性的三种效应：1.摆脱战前传播学的局限性促进了“对话主义”（話し合い主義）的形成；2.填补动荡时期的精神空白空间，满足精神世界的需求；3.探索IT时代新的出路，调动了创业精神，诱发出新的消费。传播的内容与方法虽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取得了其传播行为的社会效应：情报的传达，双方的共鸣，社会的操控。
张教授讲解亲切随和，深入浅出，观点鲜明。每次讲座后张教授都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耐心回答了师生们的提问。系列讲座使日语系师生对于日本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国家话语研究、传播学研究等方面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现状及热点、常用研究方法等增进了了解，师生们表示收获良多。讲座还吸引了英语系、德语系、对外汉语教育专业的部分师生到场聆听，其中部分师生也积极参与了互动。
张教授是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比较文学博士，曾先后任教于广东外语学院，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现为札幌大学文化学院教授。曾任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伦敦大学亚非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张教授还曾长期担任札幌大学文化学院院长，札幌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张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近期主要从事日本国家话语研究，传播学相关研究。
文字/陈爱华
图片/陈爱华
